林延潮对于自己所言的能不能说服王锡爵也没有十足把握。
林延潮精心准备的这套说辞，原来是等着石星的，但是却不想碰到了王锡爵。王锡爵身为词臣看事的角度与石星这样的循吏自是有些不同。
而林延潮这套说辞，是来源自以往读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里面提出了一套以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治得失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此书的角度跳出了封建之时以帝王将相角度看兴衰，也跳出了近代以人治得失看兴亡的范畴，而是提供了一等更广度的视角。
好比明朝之灭亡，明清史学大体都是认为亡于万历，亡于魏忠贤，亡于崇祯，这是以少数几个人帝王将相决定一切的角度。这样的观点就是认为换一个皇帝，或者除掉奸臣，就能扭转局面。
而另一个角度延伸那就是近代，批判于东林党，批判于皇权，批判于党争。
这两等都是以人事的角度来看待。
到了现代分析就多了，大体是以小冰河期为主，以及番薯，苞谷的清初大规模推广，这一盛一衰来看。
这个看法跳出了人事，而是以自然学科的角度来看，比如《万历十五年》书中不少是以西方现代经济视角来分析，这也是大历史的说法。
大历史中尽量减少人事因素，而提供了一等更广度视角，运用多学科糅合的角度来分析历史。
譬如四百毫米等降雨线，决定农耕游牧两等文明，这是环境决定的，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其实林延潮个人以为以一个角度来看容易片面，多学科来看更客观，但回过头来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人。
不过王锡爵可能不会如石星般顾及到这点，所以说服他，林延潮没有把握。
而对面的王锡爵仔细地想着林延潮的话，从义学，再到报纸，再从报纸到了番薯，苞谷，想起这些年林延潮干得那些事情，再到舆图上那触目惊心的一道线。
王锡爵抚须沉思了一会，然后道：“那宗海以为呢？老夫虽不认为陕西山西会常年的大旱，但是真如宗海所言，真的持续十年二十年，北方之狄夷也因穷困潦倒而南犯，那么就算凭借着屯种番薯，恐怕也是难以为继吧！如此这么多年我等在朝堂上争的是什么？又有什么好争？”
林延潮松了一口气，看来作为帝国的宰相王锡爵，对于自己这样说法还是有所认同。明朝的局势十分清晰明了，以大明现在的财政状况，若真的遇到林延潮所言这样的情况，那么国家就很危险了。
林延潮道：“元辅，下官听闻夏尚忠，忠乃诚信敦厚，如此不免为小人所欺。商人尚敬，敬为敬天法祖，但如此不免为小人以鬼神欺之。周尚文，文就是礼乐，但礼乐二字就容易生繁文缛节，这时候当以夏人的忠信纠之，如此三代循环，可谓往复。”
王锡爵道：“此太史公的话，可谓至理名言。”
林延潮道：“下官也是如此想的，政治之得失也在如此，本朝以礼治天下，可谓尚文久矣。此文并非周之文也。我等谈人事，论兴亡，都是以朝堂上而言。譬如我们看史书，认为帝王将相承国家兴衰，似乎国运兴不兴，坏不坏不在其他，只是归功过于几个人而已。”
竹林沙沙作响，从亭子里看向紫禁城的方向，依稀看到宫墙边角，不知不觉暮色已临。
王锡爵看了一眼天色，一笑置之道：“宗海，老夫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想说天下大势乃人力不可挽回。似武乡侯般明知曹魏势大，为何仍七出祁山而为之？此乃不可为而为之。但国势真到你说得这个地步吗？”
国人讲究顺势而为，不讲逆势而行。
林延潮看了一眼天色，悠然道：“这暮色苍茫，可谓天时也。确实，下官夜中时曾观满天星辰，深叹知人事之渺小。下官也想过若真这样下去，下官在办的到底是什么？有用还是无用？最后想来就算无用，将来至少还有义学之事可以传我名声。”
王锡爵闻言露出深思的神色。
林延潮道：“譬如人事上就是看似有用的事，我等年少读史未尝没有捶胸顿足之时，为何那些帝王将相如此不堪造就，若换我来云云。如此想法多在江湖，在野山人虽对朝政不满，有如果用我当如何刷新政治之念，但他们却不曾在朝为官，不知种种细故。所以他们的有用之事，常为庙堂所嘲之。”
“但如武乡侯的境遇来看，我等之辈也容易生出时也命也，人力岂可胜天之感。庙堂之上的我等，正因为了解于世故，所以也畏惧于世故。官员们常言，有的祖宗成法眼下看似无用，但都有深意，不可轻易废之。这就是无用胜有用。”
王锡爵闻言徐徐点头道：“宗海，老夫记得宋时将曲巷都建的极为弯曲，对百姓而言十分不便。但有一日囚禁的犯人在巷中造反作乱，一名老卒一人一枪在巷口却拦住了所有造反的囚犯，这不是无用之有用吗？”
林延潮道：“元辅说得好，天下一物莫不用处，当年薛侃与王阳明论赏花除草。花固美，草亦有称道地方，为何要赏花锄草。若我要赏花嫌草碍事，那除草就好，若要用草，则芟花即可，此全凭于心，无需有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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